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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企怎樣才能提高效率 | 劉勁管理隨筆

    劉勁2022-11-18 17:35

    劉勁/文  企業是經濟的微觀組織,企業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經濟的效率,當然政府的效率也很重要。企業的效率越高,單位投入產生的財富就越多,國家就越富強。因此發展經濟在微觀層面就是發展更多更大、效率更高的企業。

    我們不能把企業的經營效率簡單地跟企業的競爭力劃等號,因為后者不僅僅由經營效率決定,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獲取資源的能力。經營效率低下的企業,如果贏得政府同意,通過獲得行業特許、稅收優惠、土地優惠、金融體系的的轉移支付等特殊政策而活得很好。

    這種做法顯然有巨大成本,但卻不會輕易顯現,因為成本是由政府和社會共同承擔,效果非常分散。其體現在一些宏觀表象里:如經濟活力下降,增長變緩,社會財富縮水,商品短缺或者通脹等。由于宏觀經濟的影響因素很多,人們不容易準確找到企業效率帶來的直接影響。

    然而,不容易度量并不意味著不重要。長遠看,效率決定一切。宏觀層面,國家經濟的長期增長由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決定。微觀層面,企業價值的長期增長由企業的投資回報率來決定。效率低下,短期內企業可以通過舉債、增大資源的投入來彌補;但在低效率的情況下,資源不可再生,更不能積累,所以長期唯一可以依賴的只有效率。

    提高效率的兩個先決條件

    怎樣在宏觀和微觀層面增強效率?歸根結底主要有兩點。一是把優秀的人放到適合的崗位上;二是讓他充滿激情地工作。

    要做到第一點,人事的決定者不僅要有專業眼光,更要有充足動力把提高效率放到評價人才的最重要位置。要做到第二點,就必須讓努力工作、有創新能力的人得到獎賞;讓沒有能力、懶惰的人受到懲罰,至少不能不勞而獲。

    宏觀層面,市場經濟之所以在效率上遠高于計劃經濟,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市場有更高處理供需關系信息的能力;另一個原因就是人才市場、產品市場的競爭,讓市場經濟可以同時滿足提高效率的兩個先決條件。

    民營企業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必須遵守市場規律。企業間的競爭表面上看是產品間的競爭,但深層卻是人才和管理的競爭。

    不是說民營企業在人才和管理都能做到位,但其缺陷主要停留在企業家的認知問題上:企業家或者沒有格局,或者沒有管理知識,或者不夠理性。在人才選擇的問題上,企業家不見得有足夠的知識和閱歷能夠判定最好的高管人選。當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創業者本身也因不能與時俱進,往往變成企業發展的瓶頸。

    在激勵機制上,企業可以用多種財務手段設計激勵機制,如期權、限制性股票、獎金、浮動工資等,但基本原理極其簡單:對超過預期的業績進行獎賞,對低于預期的業績進行懲罰。在激勵機制的設計中,企業家可能由于太過吝嗇,無法給團隊提供充足激勵;也可能太過激進,過強激勵導致團隊冒過大風險,從而引發財務或運營危機。

    但從根本上看,民營企業的長期優勢是用優秀的人建立一套合理的激勵機制完全符合企業家的個人利益,因為企業價值的源泉是效率。所以,假以時日,在競爭中勝出的民營企業往往在人才、激勵機制上都會做得比較完善。

    國有企業效率低,恰恰是因為一般不能滿足提高效率的兩個先決條件。為什么民企能做到的事情,對國企來說很難?和認知沒有關系,根本的制約因素來自體制。

    由于國企的實控人是政府,國企的管理和政府的管理來自同一套體系:國企高管和政府官員可以在一套人事體系內自由流動,甚至有一套完全相互匹配的級別系統;國企高管的激勵機制和政府官員可以略為不同,但絕沒有巨大區別。

    顯然,政府的人才體系和市場的人才體系遵循完全不同的機制,前者講政治最重要,后者主要追求效率。所以,國企效率低的第一個原因,是國企在用人上本身追求的就不是效率。

    國企效率低的第二個原因,是國企的激勵機制從本質上不可能和政府官員的激勵機制有很大區別,而政府官員的激勵機制在絕大多數國家,都不是為追求效率而設計的。

    為什么國企高管和政府官員的激勵差別不可能很大?原因又回到兩者出自同樣人事體系這一事實。如果一個人事體系中的一些人或崗位,超出常規建立起一套市場化機制,必然引起上級、同級、下級的羨慕、嫉妒或不滿,從而帶來巨大壓力向中間靠攏。國企的激勵機制從整體上講,有更多吃“大鍋飯”的成分,從提高效率的角度看,激勵力度是遠遠不足的。

    破局的兩個方法

    國企效率低的兩個核心原因并非沒有特例。在某一時間段,某個領域,某家企業當然可能有例外,但從長遠角度有著極強的一致性。有什么辦法能夠增強國企的效率呢?

    一種辦法是向新加坡借鑒經驗。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同時擁有大量國有企業。淡馬錫和其旗下眾多國企,在人才選拔和激勵機制都基本做到了完全市場化。

    新加坡的經驗有很強的特殊性:新加坡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用管理企業的方式來管理政府的國家。新加坡的國企效率高,其政府的效率如果橫向比較,在全球范圍內更是首屈一指。

    一個人口僅500萬的小國,國家首腦、政府官員的收入在全球鶴立雞群,遠遠超過美國、歐洲、中國這些全球前三大經濟體的同類官員,而且是直接和市場中的私營企業對標。

    前面分析過,政府和國企的人才和激勵同屬一個體系。新加坡因有著高效的政府,能建立起最高效的國企群體。新加坡的案例告訴我們,破解國企低效率是有方法的,前提是建立一個超級高效的政府。然而,政府之所以是政府,其服務的對象是政治,經濟只是其中一部分,并非全部。這條路能否走得通,還要看各國政治格局的具體情況。

    第二種可能的辦法是通過“混改”,讓國企間接獲得民企市場化機制的好處。這里光把股權放到一起是不夠的,要看企業的控制權在誰手里。

    如果控制權在政府手里,民營資本只是財務投資,企業的人事和激勵政策自然不可能遠離政府那套體系,效率不會比純國企高多少。如果控制權在民營資本手里,政府是財務投資,自然市場里的機制都可以引進來,效率肯定可以提高。

    即使沒有混改,我們也要意識到,政府實際上在所有企業中都已通過稅收,正在分享企業經營帶來的現金流和利潤,是以類似優先股和普通股的形式存在的。政府對股權的財務投資只是增大其分成額度,并沒有改變政府參股的性質。這條路走起來相對容易。

    綜合來看,政府和政府直接控制的、包括國企在內的所有資產,由于同出一個人事和管理體系,在效率上不可能有本質差別。所以,要盤活國有資產,要么賦予整個政府體系與市場一樣的高效;要么把控制權交給市場,僅保留享受現金流的權利。這兩種方法都需要平衡政治和經濟的大智慧。

    (作者系長江商學院教授)

    版權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經濟觀察網立場。
    長江商學院會計與金融教授,教授管理委員會主席,投資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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