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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幕布升起前 舞團已解散

    陳月芹2022-05-17 22:04

    經濟觀察網 記者 陳月芹 京城五月,一撮撮楊絮飄進了侯瑩舞團的排練室。風一吹,聚光燈下的楊絮、塵埃和舞者們一起搖曳。

    侯瑩舞團位于北京五環外通州區宋莊鎮的一個小村落,舞者們從城區來回要4個小時,每一次排練都披星而來、戴月而歸。

    遠歸遠,侯瑩覺得這里勝在租金便宜,且人跡杳然,幾乎不用擔心舞團地址出現在疫情流調列表里。天晴時,侯瑩站在院子里就能看到夜晚的星星。

    位于北京五環外的侯瑩舞團訓練室,平時少有人來陳月芹/攝

    4月25日,北京通報,暫停文藝演出等大型聚集性活動,這幾個字幾乎成為壓彎多個民營舞團的最后一根稻草。

    舞團解散的消息接踵而來:

    4月28日,陶身體劇場發出消息:受疫情影響,無力承擔團員工資等運營成本,不得不計劃解散;

    4月29日,楊麗萍含淚解散《云南映象》團,直言“沒有舞臺,我們真沒有辦法生存下去”;

    與此同時,北京現代舞團選擇將原應在吉祥大劇院演出的舞劇《三更雨·愿》轉為線上直播,在開播前3個小時,藝術總監高艷津子給舞團全員開了一個會,主題是:舞團要解散嗎?如果不解散,怎么活下去?

    這一天,恰好是“世界舞蹈日”。

    就在同一天,作家洪晃在視頻號表達了對陶身體的敬意和惋惜,贊嘆他們跳的是中國的現代舞,展現的是中國人身體的美和力量。視頻最后,洪晃一度哽咽,“這一刻我多么希望我是個有錢人,可惜啊,我無力回天”。

    在人類與疫情相處的第三個年頭,在影院、書店等實體場館閉店潮之后,文藝團體和藝術家們也站在了去與留的十字路口。

    舞團要解散嗎?

    4月25日23:27,侯瑩舞團在為兩天后登上北京天橋藝術中心、亮相《消失》做最后的預演。燈光師在微信群里商討當天工人的加班費定多少,道具什么時候進場,兩分鐘后,“暫停文藝演出”的通知咣當砸過來,讓還在徹夜排練的侯瑩舞團措手不及。

    侯瑩舞團的舞者們為4月底在北京天橋藝術中心上演的《消失》作訓練圖|受訪者提供

    此前,擔心各地因有疫情導致健康寶彈窗、返京遇阻,侯瑩提前推掉了一些京外演出,全身心籌備《消失》。

    演出一律暫停??吹较?,侯瑩愣了許久,發出了一句:“大家辛苦。這次消失是為了真正出現!”

    當晚,工作人員剛從劇院領到演出證,還沒暖熱乎呢,第二天全都退回去了。“就差一點點啊。”舞者們惋惜不已。第二天,有位舞者告訴侯瑩,昨晚做夢都在跳舞。

    這一場演出,已賣出超過5成的票,鑒于疫情期間上座率不宜超過75%的規定,劇場和舞團都不敢過多宣傳。

    同一根稻草,還壓彎了另一只“駱駝”。

    4月29日,成團14年的陶身體劇場原計劃在國家大劇院臺湖舞美藝術中心進行持續6天“數位系列全演”。但在演出前一天,陶身體劇場發出一則推文,宣布因疫情防控政策,演出轉為線上直播,同時宣布舞團計劃解散。不過,直播最后也沒有如期進行。

    陶身體劇場創始人之一王好在朋友圈向發出求助:接受任何方式的支持和幫助。請別讓陶身體劇場這個堅守了14年的舞團消失......

    5月7日,王好告訴經濟觀察網,陶身體內部仍在商討解決方案,目前已給全體成員放長假。

    臺灣著名編舞家、《云門舞集》創辦者林懷民曾這樣評價:只要陶身體留得下來,陶冶(陶身體劇場創始人之一)也許就有機會成為中國年輕編舞家往前努力的一盞燈。

    同一時空里,和侯瑩舞團、陶身體一樣,成立26年的北京現代舞團也走到了去與留的路口。

    近兩個月來的坎坷很難悉數:北京吉祥大劇院只是全年巡演的第三站,此前3、4月,在廣州、廈門的巡演因疫情接連取消;4月中旬,從廈門回到北京的高艷津子被要求居家隔離14天,觀察期結束,北京疫情再起,舞團位于費家村的訓練場地被隔離起來。收到無法演出的消息后,高艷津子決定,轉到線上直播。

    沒有現場觀眾,沒有專業燈光,沒有舞臺布景,舞者素面朝天,甚至主演還被隔離無法到場,這場原設計中需要華美服飾和妝造的舞劇,就在一個只有灰色水泥墻的大排練廳上演了。

    演出開始前3個小時,高艷津子給全團開了一個會,將真實的窘境袒露給所有人——舞團已經交不起房租,5月份的工資已經發不出來,剩下的經費只夠覆蓋所有演員4個月的社保。當下以及未來幾個月,舞團可能不會有任何演出。

    如今,北京現代舞團已經欠了半年房租,每月房租加上水電是6萬元,5月以后每月無法發工資,僅交社保每月也要3.8萬元。如果4個月后都沒有轉機,舞團可能連舞者們的社保也無力支付。

    北京現代舞團日常訓練圖|受訪者提供

    舞團要解散嗎?如果不解散,怎么活下去?

    高艷津子把決定權交給每一位成員:“第一,如果演員們有好的歸處,那祝福你們能夠更好;第二,如果知悉舞團面臨林林總總的困難,你不愿意走,愿意跟舞團在一起,我不會讓任何人離開。我們一起想辦法。”高艷津子知道,很多演員都是北漂,在北京的生活成本很高,一直帶著對舞蹈的熱愛和理想堅守著。

    結果讓高艷津子意外,每個演員都說不走。“那我就告訴大家,如果大家愿意同舟共濟,北京現代舞團不解散。”她對演員們說,我們可能會失去很多生存的條件,但我們不會失去的是舞蹈的能力。

    經費!經費!

    《消失》從概念設想到最終演出,跨越了疫情這三年。

    創作時間線應追溯到2020年1月29日,武漢的疫情突發,侯瑩從人類與疫情的對抗中感受到對死亡的恐懼,人類帶著面罩,與自己博弈、與病毒博弈、與未知博弈。于是,侯瑩想在現代舞中加入擊劍元素,體現出抗衡與攻守,她選用了擊劍作為舞臺造型,“它是保護外衣,兩個人面對面戴著頭盔無法看到對方的臉——他們在認真對刺”。

    侯瑩舞團的舞者們正排練《消失》,將現代舞和擊劍相結合圖|受訪者提供

    《消失》僅創作、招募舞者、編舞和排練就花了整整1年,還邀請了原北京擊劍隊女子佩劍主教練田雨川和國家一級裁判梁佳月為舞者們作了長達半年的專業擊劍訓練。每一個動作——伸刺進攻、回旋防守、躍步弓步,舞者們都反復練習過千百遍。

    2021年,侯瑩舞團的重心都是為了完成《消失》這個作品,期間因為經費不足,預計半年的排練時間也不得不壓縮。等到編舞逐漸成熟,2021年6月,侯瑩開始尋找資金。

    舞團經過申報,上海國際藝術節在評審后同意委約侯瑩舞團,屆時《消失》將在上海國際藝術節首演,并獲得委約扶持資金15萬元。但這筆錢,距離覆蓋人工、場地、音樂制作等所有成本仍有距離,需要侯瑩通過其他方式繼續籌措資金。

    侯瑩不甘心,她帶著制作人在上海到處找錢。幸運的是,McaM明當代美術館同意提供20萬元的創作資金。

    盡管如此,侯瑩前期測算的整個作品的成本是70多萬元,包括訓練3-6個月的演員成本、制作成本、服裝造型、設計、音樂等,都是實打實需要預支投入的。拿著35萬元的啟動資金,侯瑩只能一點點壓縮支出,除了排練時間砍半,燈光、舞美、服裝、音樂的費用也被壓到低得不能再低。設計師告訴侯瑩,他們跟著她是做藝術,知道舞團賺不了什么錢,只提出來一個要求就是制作費不要砍,也就是先保證團隊的幾個舞者工資和制作費用。

    幾個月排練下來,舞團僅能給燈光師支付1萬元,且是演完以后才給。服裝師也知道經費捉襟見肘,都要求優先保證制作費,到了節目演出還自費到上海觀看。音樂制作費極少,編舞費甚至一分都沒有。

    即便如此“摳門”,經費仍然不足,撐到去年9月,侯瑩最終向姐姐和朋友開口,借了20多萬元。

    侯瑩說自己向來是傲氣的,不會輕易向家人要錢,她此前也從沒因為舞團的事情讓家人太擔心。在2020年以前,盡管舞團不大,但仍然能盈余,能支付演員工資,有自己的排練廳,甚至有點錢能到世界各地做些交流。

    侯瑩的媽媽了解女兒的性格,知道她不到關鍵時刻不會跟家人開口。“這兩年媽媽老擔心我又沒錢了,讓我趕緊給演員發工資。我一直說不需要家里資助,因為一個良性的機構本就不應該靠家人輸血來維持運作”。

    也恰在去年3月,侯瑩的父親身體狀況漸差;到了年中,在她出發到上?;I錢的那一周,父親突然病重,侯瑩沒能趕上見他最后一面。直到現在,侯瑩還在懊悔,在父親生命的最后半年,“我應該停一下工作,好好照顧他,也許他不會走這么快”。

    疫情兩年多,舞團經濟上的困難,讓侯瑩的媽媽意識到女兒堅持藝術之路的艱辛,“總是告訴我,太辛苦就不要做了,做幾年就行了”,但到了今年五一假期前,媽媽還是會特意叮囑她,快過節了,一定要先給孩子們(舞者)發錢。

    實際上,原本侯瑩舞團不至于像今天這么窘迫,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讓舞團雪上加霜——受疫情影響的票房加上原先預期的資金無法落實。但前期的訓練制作成本等都已預付,項目演出箭在弦上,侯瑩不得已才向家人借錢。

    作為聯合制作方,McaM明當代美術館把第二年經費提前預支給《消失》,為作品創作提供了資金,這需要舞團置換一部分票房,例如2022年巡演第2-4場演出收入10%作為回饋。

    如今,受各地疫情影響,上半年安排的在北京清華、天橋藝術中心,珠海大劇院以及杭州的演出已經全部取消,下半年的排期仍面臨諸多不確定性,怎么償還這部分資金仍是舞團當前的一大難題。

    2021年10月,侯瑩舞團在上海國際舞蹈中心劇場完成《消失》的首演圖|受訪者提供

    預收款生變故,導致經費被砍,不只是侯瑩舞團的遭遇,高艷津子所在的北京現代舞團也因為申請的創作基金費用被砍,加劇了經營壓力,走向瀕臨解散的局面,“如果不扣的話,我們的錢用得很省,現在場租欠30多萬元,再把大家的工資和社保壓到底,我們還能支撐過下半年,還可以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脆弱的運轉

    幾個月來,舞者們常常從城區到通州排練,往返四個小時,每天都披星戴月。每月幾千元,因為停演甚至還要繼續減,“是什么吸引他們到這里來?”說到這里,侯瑩低下了頭。

    知道舞者們有多難,盡管他們不計較,侯瑩還是忍不住想:“這幾年我也非常愧疚和遺憾,如果能夠多給舞者們一點錢、或者保證演出,該多好,可以保證他們在舞團專注排練,不用去做其他的事情。他們非常想跟著我,但我沒有辦法給到他們保證”。

    疫情帶給藝術團體的沖擊,不僅僅在一個編導、一個舞者甚至一個舞團。一場演出,需要有舞臺場地,劇院劇場先得活下去;其次是舞團,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包括運營經理、市場經理、演出舞者、制作團隊、行政人員,即使是一個人獨舞,也需要齊集6方,就像工廠鏈條,需要完整的生態。

    行業內較一致認為現代舞在中國真正開始代際發展,應從改革開放后舉辦的“全國第一屆舞蹈大賽”(1980年)算起,現在仍處在“不惑之年”,而國外的現代舞發展已有超過百年的歷史。

    在國外游歷十余年的侯瑩介紹,許多國家有著比較健全的培育藝術團體的體系,比如有大小不一的國家基金等,不一定是國家財政的錢,而是一些大的企業家通過捐贈,定向用于支持藝術、公益、教育的基金,政府相應地給部分企業減稅免稅,以此建立大大小小的基金,這種藝術基金可以覆蓋對大中小團體的支持,不同規模團體不存在競爭關系,這筆錢,可供藝術團體創作、編舞和排練,甚至還能交房租。

    侯瑩認為,基金并不需要提供太大金額的補助,但要有持續性,且盡量讓各類群體得到相應的支持,即使遇到經濟不太好的階段,只要基金還在,藝術還能存活,渡過周期。

    國外藝術團體的收入來源中,票房約僅占1/3,制作費、場租、員工工資一般能被基金和補助覆蓋。“目前國內,民營藝術團體主要靠演出票房,優勢是市場廣闊,劣勢是有一點風吹草動,許多團體瞬間被擊垮”。

    此外,在許多國家,現代舞藝術團體屬于非營利組織,享受免稅待遇,但國內的民營藝術團體需和所有企業一樣繳稅。

    “這么多年,中國現代舞是純靠市場的繁榮發展起來的,舞團活下來是靠多年來一點一滴的培育和熏陶,大眾產生了對現代舞的需求,最終促進藝術的繁榮。”侯瑩認為,受眾是水,對藝術的理解和熱愛是全然自發的,每個個體想要體會藝術、人文,去感受美,去提升自己,而不僅僅滿足于溫飽。

    某種程度上,藝術是拯救人類心靈的。即使到今天,侯瑩也堅信,藝術的載體——舞團們可能會消失,短期內可能比較難產出更多優秀作品,但藝術本身不會因為眼前的困難消亡。

    高艷津子表演作品《二十四節氣》  圖|受訪者提供

    因為種種原因無法站到舞臺上,高艷津子就讓舞者們轉戰線上,每天定期做非盈利的直播,舞者被隔離在家沒關系,只要有一點點空間,仍然可以帶動專業舞者、熱愛舞蹈的年輕人甚至毫無基礎的老人、小孩一起舞動。“疫情之下,很多人的身心被局限在一個狹小的空間里,但通過直播,舞者和受眾們都能得到啟發,緩解內心的部分焦慮和身體的局限。”

    藝術的必要

    4月29日,作家洪晃在其視頻號上發布了一個關于陶身體劇場的視頻,稱陶身體劇場一直是她最愛的中國當代舞團,因為他們跳的是中國的現代舞,展現的是中國人身體的美和力量。視頻最后,洪晃一度哽咽,“這一刻我多么希望我是個有錢人,可惜啊,我無力回天”。

    當天,北京現代舞團也因演出取消正決定是否解散,洪晃對高艷津子說,“你們太難了”,“你們這個專業太悲壯了”。

    高艷津子知道洪晃多年來經常給予舞團支持,“洪晃知道現代舞于中國、于這個時代,甚至代表國家在國際上的價值”。很多人不了解,覺得現代舞很小眾,只是舞蹈的一個門類,但現代舞既是舞蹈,又是當代藝術里面的身體藝術,是舞蹈里唯一可以向當代藝術跨界的一個種類。

    兩年多來,包括侯瑩舞團、高艷津子、陶身體劇場等多個團體,都經歷過疫情暫停了一切文藝活動的驚魂不定。

    4月2日,侯瑩和廣州大劇院合作的原創現代舞劇場作品《元·22》首演,實際上,從3月30日開始,廣州陸續發生多起疫情,對演出是否如期進行,侯瑩和廣州大劇院方都曾遲疑過。最后,是廣州大劇院方決定,不取消、不延期,在做好防疫工作后,“出了問題我們承擔責任”,把演出保下了。

    演出前,廣州大劇院把各類海報搬到戶外,保安興奮地告訴侯瑩,“終于有演出了”。在此之前,廣州大劇院也暫停了近一個月。結束后,數十家媒體進行報道,“我到處籌錢,想爭取把《消失》做出來的動力還在這里:我希望讓行業看到好消息,這兩年對行業打擊太大了?!断А纷罱K決定延期到6月1日”。

    《三更雨·愿》延期到5月底,這給北京現代舞團帶來的損失包括所有排練成本,大概是8-10萬元。舞團分文未進,但員工工資每天都得照發,租金照給。如果能順利演出的話,至少5月份的工資能支付,演員能交得起房租。

    侯瑩不想主動讓跟隨多年的舞者離開,解決辦法是所有人取消全職,這是一種無奈的保全。例如3月份巡演期間,舞團保持著長時間排練,又在創作新作品,當月工資能提高一點,“孩子們、舞者們很體諒我,他們都不給我壓力,跟我說:老師,不行就算了”。

    放棄很容易,但侯瑩不想放棄所有人的付出,3年來也沉淀出了不錯的作品,就差一個舞臺,她想掙扎最后一次,呼吁社會關注民營藝術團體的生存困境。

    北京現代舞團經歷過5年沒有固定排練場所的生活,高艷津子稱之為吉普賽舞團的游牧狀態,一會去健身房,一會去某個暫時沒有演出的劇場,或去某個劇院的大堂。實在沒有地方了,就到路邊,或者到山里。這種漂泊的狀態,讓舞團全員身心都有些不穩定,太多的焦慮不在創作上,而是在怎么維持工作的狀態,“演員們也會很不穩定,完成了一場演出后,遇到現實問題可能會選擇離開”,高艷津子近幾年最大的遺憾,是流失了太多有天賦的舞者。

    有一次,一個舞者在排練休息期間接了個電話,隨后就坐在地上痛哭起來。高艷津子后來才知道,那是舞者的媽媽打來的,媽媽問:你還要跳多久???如果我犯心臟病進了手術室,你能給我交手術費嗎?

    怎么定義“非必要”呢?等疫情消失,流失的舞者們就能回來嗎?除了柴米油鹽,精神生活難道就不重要了嗎?侯瑩連拋出了數個疑問。

    在侯瑩看來,現代舞是一種可以拓寬思考維度的藝術,它不是限定、教導觀眾某種特定的價值觀,不是給觀眾看教科書,每個人可以結合自己的閱歷去理解舞蹈,它提倡的是自由、開放。

    5月7日下午,侯瑩舞團的舞者牛潔輕輕把楊絮兜進簸箕,放在一邊,并不急著倒掉。盡管舞團已經取消全職制,但她仍然把房子租在通州的排練室附近,為的是多一點跳舞的時間。

    牛潔看著楊絮,像飄零的自己,也像受疫情影響兩年艱難經營中的舞團,都不知道下一程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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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深記者
    城市與不動產新聞中心華南組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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